况被告不是已经撤回了认罪请求了么，这显然可以被视为之前的协议已经无效了。
法官最终采信了公诉人的观点，裁决圣托贝尔入狱一年。
爱德华在研究判列时就对此案摇头不已，倒不是说案情复杂充满各种不可说的内幕，而是案情太简单，简单的令人发指。
这种事情发生在司法界简直是让人无法理解，说白了就是检方新旧团队的衔结工作根本没做，才导致乌龙的发生，这要是在企业里，一先一后，俩都得被罚钱或者吃个处分啥的。
可在司法行政系统里，两个检察官什么事情都没有，反而是被告倒霉吃了顶格的刑罚。
圣托贝尔当然不服，寻求保释并等待上诉。
然而这段过程又是和伯格曼案差不多，纽约最高法院第一部门上诉庭确认了对被告的定罪是合理妥当的，并且拒绝其颁发向纽约上诉法院提出上诉的许可。
于是案子被打到了联邦最高法院。
圣托贝尔比伯格曼幸运的地方就在于，最终有一位高院大法官批准暂缓执行。
非常讽刺的是，这位大法官正是之前拒绝了伯格曼的马歇尔大法官，在两个类似的案件上却做出了截然相反的选择，也不知道是说这位大人的司法观念有了变化，还是说伯格曼的恶名昭彰已经达到了让向来以无畏著称的联邦高院大法官都投鼠忌器的地步了。
随后他的案子入了最高法院确切说是联邦高院首席大法官厄尔·沃伦的“法眼”。
厄尔·沃伦之前以共和党的身份当了十年的加州州长，任上政绩斐然。
这让立场保守的艾森豪威尔提名他担任首席大法官，然而这位坚定的共和党人一旦出现在最高法院后，立刻开始放飞自我，往自由派的道路上狂飙急进，拉都拉不住。
原本往右的方向盘，被朝左一把打死，扭都扭不回来。
以至于艾森豪威尔事后曾后悔“是我tmd一生中犯过的最蠢的错误”
厄尔·沃伦上任后和高院的自由派法官雨果·布莱克，小威廉·布伦南等亲密合作，他们联手“做下了一系列震动美国的案子”：
比如布朗诉托皮卡教育局案件-裁定公立学校种族隔离违宪，这直接导致了之后艾森豪威尔被迫派101空降师进入小石城以保护8名黑人学生不受干扰的进入公立学校就读。
比如耶茨诉美国案-高院明确了，法律监管的是“鼓吹具体行动”，而对“鼓吹抽象的思想和原则”不应作出干涉，这招釜底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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