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不会被天子两句话轻易说服，但他却承认，至少天子所言有其道理。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只怕还是需要另想办法。
“此事非一朝一夕可解之，卿先放下吧，先解决掉眼前问题。”赵与莒宽慰他道。
魏了翁抬头看了赵与莒一眼，又看了看旁边的座钟，自下朝时求单独奏对至今已是一个多钟点过去了。时间早就到了正午，他腹中感觉到饥饿，天子却还是很有精神的模样，倒不象是刚刚见到时那般疲累了。
“朕不是在工部下设了劝业司么？”赵与莒沉吟了好一会儿，然后轻轻敲打着桌面道：“魏卿，户部能挤出些钱来，朕让劝业司将这些失地之民聚拢入城，安置于工厂之中——这般的话，工厂等于是替国家背下这负担，朕觉得，当为工厂减些税负才可。”
“陛下明鉴！”听得天子有了应对之法，魏了翁心中欢喜地说道。
报纸上有关“革新”的争论已经进入到另一个阶段，从最初的要不要革新，变成了“怎样革新”，历代变法之事都被拿了出来，比较其得失，总结其教训，其中所提最多的便是王安石变法。
王安石变法与其说是王安石还不如说是大宋神宗皇帝变法，这场变法对大宋造成的后果，直到现在还存在，比如说极为激烈的党争，将政治斗争与学术争执混为一谈。
沉寂许久的陈昭夏在《大宋时代周刊》中又发表了署名文章，文章中尖锐地指出，王安石变法失利的原因不在于王安石滥用小人，而在于那些正人君子“袖手旁观”甚至于掣肘反对。他在文中极激烈地说道：“时之变也，原当君臣一心中外一体，举国之力而求变法之利，有何不可得之！彼等拘于学术之争，专于党派之斗，冷眼旁观，袖手不顾，使君王无君子可用，名臣无贤臣相佐，故小人如吕惠卿、蔡京之辈得以幸进。坏新法者岂小人乎，实为彼辈君子也。若使司马光、欧阳修、苏轼，皆鼎力相助，前有司马欧阳提携，后有二苏佐辅，使新法之善者得继而恶者得正，我大宋何来靖康之耻？”
“道不同不相与谋，此道者，乃天理大道，而非学术小道也。司马、欧阳、王安石、苏轼者，皆心怀致君尧舜之志向，拥兼济天下之抱负，道实相同也。然而彼等不分大道小道，以政见相左为道不相同，故此致使君子内斗而小人得利也。”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于治国政见可不同也，于报国济民大道不可不和也。”
这次陈昭华的矛头不再是朱熹这位理学大家，而是直指大宋百年前的名臣们，那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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