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第一期救国公债就达5亿元。
购买者半数以上为海外侨胞。
其中，缅甸专门成立了150人的缅甸华侨公债劝募委员会，部分侨商变卖了仰光安溪会馆、南安工等会所产业购买救国公债。
抗战胜利后，这批国债不少并没有兑现。
有学者统计，1937至1939年间华侨购买国债达11亿元，占这段时期发行国债总额的三分之一强。
侨汇是华侨汇给国内亲人用以保障日常生活的赡养费。
侨汇的数额以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为分水岭，之前平均每年约3亿元左右，之后随着国民政府节节败退，华侨亲人退入后方，侨汇数额剧增，1938年6亿元，1939年约12亿元，1940年15亿元，1941年约20亿元。
要知道这时候国民政府政府发行的法币与其他国家货币之间的汇率关系，这些侨汇所发挥的作用比其实际价值更大。整个抗战期间的侨汇收入，既弥补了中国的贸易逆差，还被作为发行纸币的基金，起到了稳定战时经济的作用。
1941年1月初，孔祥熙在《三十年来之我国财政》一文中说：“我国抗战已三年有半，财政金融基础仍异常巩固。”他认为其中原因之一，就是“海外华侨有大宗汇款回国，充实外汇”。
就这样一批的财神爷。
国民政府那帮神仙，却把人家当成治下草民对待。
不仅挪用，亏空，挥霍捐款，物资。
甚至连南洋支援的华工机修队和华侨战士，也跟内地的士兵一样，饱受欺凌。
陈嘉庚是有大智慧的人。
一眼就能看出，延安的勃勃生机代表的是胜利的方向。
转而代表南洋华侨，刚把大量的物资，投向了延安。
随着太平洋战争爆发，这些为国家，民族付出的华侨，也自顾不暇了。
惨遭日本人屠戮。
周小山回到四川，一直在跟南洋部分华侨电报联络。
以传奇副官的名头，呼吁他们撤离南洋。
如今乘坐包机到永州的，不止是陈嘉庚，还有马来西亚闽籍贯华侨王振相，缅甸华侨林克逊，菲律宾华侨领袖吴记藿的儿子吴启标，泰国华侨领袖蚁光炎的妻子刘若英。
“刘姐，光炎先生的事情，我很抱歉！我真没有想到光炎先生会如此固执，早知道我就派兵去绑也要把他绑到大米粒坚！”
来宾的名单，周小山早已铭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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