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最新临床试验。这比K疗法刚刚推出的时候反响强烈很多。
研究所设立了专门的团队处理这些请求，严格按照医疗和科研伦理，但压力无孔不入。
一位美国科技巨头的私人飞机直接降落在南都机场，他的首席医疗官带着完整病历来到三博，提出捐助一亿美元建立联合研究中心，希望为他晚期的妻子设计个性化K因子。
“我们理解您的心情，”宋子墨耐心解释，“但个性化K因子的开发需要时间，而且必须遵循研究流程”
“钱不是问题，时间才是问题。”对方直言不讳，“她可能只有几个月了。我们愿意承担一切风险，签署任何豁免文件。”
杨平最终亲自参与了会面，他没有承诺治疗，但同意让团队分析患者肿瘤样本的TIM特征，并纳入“生命逻辑模拟器”的验证队列。“如果理论预测有合适的策略，而且符合伦理审查，我们会考虑，但这不是交易，这是科研探索。”
对方离开时，留下了一张五千万美元的支票作为无条件研究捐助。“无论是否治疗我妻子，请继续你们的研究工作，你们可能是许多人的希望。”
在这场风暴中，杨平做了一件让很多人意外的事：他在自己主办的《医学》期刊上，发表了一篇与癌症完全无关的论文。
论文题为《作为对话的医疗：从对抗模型到系统修复模型的哲学转向》。
这是一篇跨学科的思想文章，融合了医学史、科学哲学和系统理论。杨平提出，现代医学长期受“战争隐喻”主导：疾病是敌人，药物是武器，治疗是战斗。这种隐喻虽有力，但有其局限，它可能导致过度治疗，忽视身体的自我修复能力，将患者置于被动地位。
而K疗法的潜在机制启示了另一种可能：医疗作为与身体系统的对话，调动人体自我的强大生命机制。
“当医生使用抗生素时，他是在引入外援杀死细菌；但当使用K因子时，他是在向癌细胞的‘身份操作系统’发送一条它无法忽视的信息。前者是外部干预，后者是系统内部逻辑的唤醒与纠错。
最理想的医疗，或许不是最强力的外部攻击，而是最精准的内部调节，帮助身体恢复其固有的平衡与修复能力。”
文章引用了中医的“扶正祛邪”理念、现代免疫学的平衡思想，以及复杂系统理论中的“自组织临界性”。杨平没有贬低传统疗法，而是提出一种整合视野：在某些情况下需要“战争”（如急性感染），在某些情况下需要“对话”如慢性病、癌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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