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袭五代十国的苛捐杂税，以类合并，统称之为“杂变”。其中名目繁多，如农器税、牛革税、蚕盐税、鞋钱等，即所谓“随其所出，变而输之”。
另有和籴、和买制度。和籴是官府强制收纳民间粮米；和买是官府强制收购民间布抽。在实行和籴与和买之初，是按土地多少，分别派定强制征购的数量，并付给一些预付款，到后来，则都是“官不给钱而白取之”。
司马光曾言：四民之中，惟农最苦。农夫寒耕热耘，沾体涂足，戴星而作，戴星而息。蚕妇育蚕治茧，绩麻纺纬，缕缕而积之，寸寸而成之，其勤极矣。而又水、旱、霜、雹、蝗、蜮间为之灾，幸而收成，则公私之债交争互夺，谷未离场，帛未下机，已非己有矣。农夫蚕妇所食者糠籺而不足，所衣者绨褐而不完，直以世服田亩，不知舍此之外，更有可生之路。
以这位老兄的人品和生活的时代，大概是可以保证这些话的可信程度的。
总之一句话，农民这个职业从古到今都是生存状态最差的社会底层。你都底层了，大家压迫你一下，让你的负担重一点，没什么问题吧？
当然，以中国农民忍辱负重、吃苦耐劳的品格而言，“一下”和“一点”大都是可以忍受的。
如果连农民碗里的最后一口饭都要抢去，最后一片遮体的衣物都要拿走，农民即便是性格再好只怕也要“反他娘”了，断然是做不到老老实实等死的。所以，中国王朝的变革往往都是以农民为主力的。
有广大农民参与了，叫“起义”；没有农民参与的叫“造反”,是要很快被消灭的。
这样看来，无农不稳除了说明农业作为传统农业社会的经济基础，还是有正治意义上的考量的。
至于商人之所以被排在“四民之末”的悲惨地位，方仲永只想说一个字：全都是自己作的。
据说，周朝的建国者们在反思商朝灭亡的教训时认为，殷商之亡就是因为民众热衷工商而荒芜了农业，造成民心浮躁，国基不稳。因此，转而推行鄙视工商的重农政策。在周制中，工商业者的地位变得非常低贱，“百工”常与处于奴隶地位的臣妾（男女奴隶）并列。于是士农工商的社会分工阶层就基本上确定了——尽管那时候的农指的是中小地主。
更可气的是吕不韦这个傻缺弄出了个奇货可居的典故。
《战国策·秦策五》载：濮阳人吕不韦贾于邯郸,见秦质子异人，曰：“此奇货可居也。”归而谓父曰：“耕田之利几倍？”曰：“十倍。”“珠玉之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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