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心而论，此时的他还只是个普通的学生，有几个人愿意被他代表？而且他是少数派，凭什么一定要让他代表多数人？
胡适这次显然犯了大忌。
金邦正说：“甲午战争已经过去二十年，大家都能看出日本人的想法，人心不足蛇吞象，要了赔款发展海军，割让了宝岛又觊觎辽东，现在更想贪图青岛。一味忍让，要让到什么时候？”
金邦正又拿出另一名留学生的信，“我看这个叫梅贻琦的写得就很对，他同意学生的责任是读书，却不同意把一个学生非常留心当前国内的危机当作是疏忽了做学生的责任。只有认真研究国家危机的学生，才能真正尽他的责任——就是解决亟待解决问题的责任。您说对不对？”
很多同期留美学生都认为胡适所提出的并非“清醒的爱国主义”，而是“不爱国的胡说八道”
李谕点点头：“大是大非问题上，确应如此。胡适同学的一些观点显然受到纯理论的影响，过于理想化，没有考虑实际情况。但就算搞研究，也不应该如此。我给他写封电报，让他注意一点。”
金邦正说：“院士先生，您不是认识他的导师杜威教授嘛，也给他发一封。”
李谕说：“也好。”
胡适文章中的很多观点压根站不住脚，而且过于悲观。
“如果有必要的话，去使她从死亡里复活过来。”
但是用什么方法去使国家从死里复活过来？难道靠一手挟着《圣经》，另一手挟着一本同样有用的书，像是《白朗宁诗集》（胡适对它比任何其他书本都要熟悉），便办得到了吗？
所有人都必得承认，一旦日本实行武力占据，要驱除他们就必须使用武力。
从死里活过来，比在未侵入以前就抵抗难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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