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竟国土也不大。但是，封建势力、商人行会、区域寡头、封建法等等，使得连“国内粮食的自由流通”，都需要弄出一个非常激进的学派，来解决这个问题。
这里再说一遍：《国富论》，不是对英国现状的总结，而是对英国现状的批判。
同理。重农学派，也不是对法国、意大利现状的总结，而是对法国意大利现状的批判。
《国富论》不是在说“我来解释下为什么英国这么富庶”。
而是在狂喷“英国再这么搞迟早要完”。
甚至于，他在介绍北美的一些大商人成功的时候，故意隐瞒了这些成功大商人和政府合作、走私、私掠、海盗销赃、垄断权等事实，而是扭曲为这就是自由贸易的成功。
因为是黑的，所以才呼唤白的。
而不是后来，我是黑的、我牛叉，所以黑的才会牛。
破除了这个思想钢印之后，再看大顺和欧洲的情况，也就明白二者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啥了。
意大利和法国的问题，是过去的封建制度、区域性地方势力，数百年的历史因素，使得他们明明具备了“国内统一市场”的条件——意大利的地中海运输、法国的劳役修公路，把粮食从巴黎运到阿尔萨斯，根本不存在一个地理和运输条件的难题。把粮食从巴黎运到阿尔萨斯，不是把江南米运到甘肃去救灾缓解粮价，这两者虽然都是“国内”，可距离上的差别可大了去了——所以，他们具备了物质基础，却还欠缺社会意识、也欠缺这种消除国内地方势力促进国内统一市场的施政手段、政治构建。
社会意识，落后于社会存在。
而大顺是反过来。
因为火轮船、铁路、海运的发展，使得大顺原本在地理上并不具备的一些条件，现在具备了。而大顺这边，自始至终对于国内市场，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区域性限制，在政策上并不存在，过去没有只是因为地理条件运输条件导致的。然而伴随着新技术的应用、火轮船铁路的发展，使得大顺不得不面临许多之前并不存在的问题。
这里到底是什么意思？
因为重农学派的启蒙，以及他们的“思想”上的革命，使得法国出现了全国性的饥荒混乱。
而因为他们的物质条件，实际上已具备出现这种全国性的混乱的基础。
但在意识上，还需要启蒙。需要理解啥叫私有制、啥叫自然秩序、啥叫国内的自由贸易。
所以，在法国，是“辞藻胜于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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