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资本讲道理，基本上是讲不通的，资本是有逐利本性的。
但和商人讲道理，有时候是可以讲通的，只要不限于讲道理的方式包括监狱、罚没、充公、流放等。
比如刘钰一直试图和地主士绅讲道理，有钱咱能不能别买地囤地收地租？咱能不能投资一下对外贸易的产业、或者工矿业？
讲了半天，最后还是得靠军队、法令、南洋倾销人为制造粮食降价、提升名义土地税、清查田亩等手段，把囤地买地的收益率降下去后，才算是让大量的资金用于改良土地、工商业上。
如今的贸易也差不多。
之前大顺官方和新学一派以及刘钰一系的人，已经尽可能在在和这些商人讲道理的。
包括澳门事件之前的皇帝南巡、松苏大阅军队，也都是在开战之前讲道理的手段之一。
舰队云集的目的，是让这些商人确信，胜利会属于这边，以便于他们购买战争国债、配合大顺的贸易绞杀和抢占欧洲市场的战略。
从理性判断上来说，这是个难逢的机会。从崇祯末年到现在一直以来英国的航海条例和航海法对殖民地的控制，因为法国军队登陆英国的威胁，而被解除了。
所有英国殖民地的市场，借由之前英国航海条例所形成的畸形结构、尤其是在工业品上对母国的严重依赖，使得一旦航海条例被事实上解除、英国海军无法有效缉私，那么大顺这种拥有完美替代品的贸易商会，将得到最大的利益。
法国不行，法国的商品价格太高，而且也没有那么多的商品可以一下子满足“切断了印度、英国本土这两大商品产地”的英国殖民地。
其余国家更不行，就算扩产，也不是那么快的。
唯独大顺可以，尤其是本质上都是出口、但之前有一部分份额被英国东印度公司所控制的茶叶、丝绸、瓷器等，更是可以直接被大顺的商业资本和航运业抓住机会完成绝对控制。
道理是这样的。
然而，真要是完全放开，资本恐怕根本不会配合大顺的战略，因为资本更倾向于更明确的盈利方向，而不是试图去冒险。
伴随着大顺在印度方向的胜利，使得西欧势力，除了盘踞在吕宋的西班牙、东南非的葡萄牙、毛里求斯的法国外，基本上欧洲势力都被驱逐出了好望角以东。
尤其是原本竞争激烈的波斯湾地区的贸易，大顺这一次彻底获得了霸权，而这种霸权正是老马说的以“海军战争”的方式获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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