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类似于什么？类似于朝廷问盐商要了100的报效，但实际上盐商得的好处是150，只不过这150的好处是慢慢给的，而那100报效则是一次性付的。
虽说是君主专制，但也不能说想杀谁就杀谁、想抄谁的家就抄谁的家。
自前朝开始实行盐纲法，各大盐商根深蒂固，与朝廷的博弈也有一定的本钱——朝廷可以对单个人说，不想干，滚，换个人来干，但不敢彻底把整个阶层的人都得罪了。
皇帝这边得给好处，地方就更不用说了。
朝廷又不给地方钱，就算给，给的那点钱，按松江府府尹的说法，连办个慈幼堂都不够。
这就需要盐商在地方上报效。
除了在地方上报效，换取好处之外，还有给地方官的好处。
计算地方官都是“清官”，一点不贪，一点不要好处，还有另个事呢——考评。
盐政的垄断模式，类似于后世几大垄断组织的“卡特尔”，划分不同的销售区。
对地方官来说，考评中有一项，就是本地盐引的销售情况。
理论上，这地方能卖一万斤官盐，可实际上只卖出去五千斤，这证明什么？显然证明私盐泛滥嘛，显然“证明”地方官没有尽到稽查私盐的责任。
之前人口隐匿，一方面是和人头税挂钩，税额越高，完不成的考评就越低。
另一方面，也和盐的销售模式有关，人人吃盐，人越多，要查办的私盐份额越多，事也越多。
地方官就算不贪，为了考评，也得和这些盐商打好关系，适当地给予一些好处。
对一些事，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在盐政这种事上，皇帝也算是哑巴吃黄连，有苦难言。
比如之前问扬州盐商要钱，刚要完钱，盐商就哭穷，说资本不足，周转不畅，恳求先给一半的盐引钱，等卖完了再给另一半。
钱都收了，总不能立刻翻脸吧？那还能说啥？行呗。
这边刚准了，那边又出事了：往湖北那边运盐的盐商，将湖北销售区的盐，在运河两岸悄悄卖了。然后转运到一半的时候，“船忽遇大浪，沉没于水，虽极力抢救，但盐遇水即溶”，请求朝廷给予减免盐税，令恳求朝廷予以“加斤”、允许他们“加价”。
那能咋办？捏着鼻子认了呗，反正加价也是百姓买单。
不认的话，当地今年可能就没盐用，或者直接被私盐贩子抢占了全部官盐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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