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惯多了。
不管是西爪哇还是锡兰，大顺都是统治优先，垄断只是统治的副产物。
大顺的选择也非常简单。
选择直接管辖的四军镇中心地带，才不会去搞什么因地制宜呢。
如锡兰这样的，原本是水稻农业小农经济为主的，那就好说。
如西爪哇这样，我不是很懂这种村社原始状态，那就直接把它变成我比较熟悉、非常了解的社会形态。
……如果现实让我不熟悉，那就赶紧修改现实，而不是我去适应现实。
只不过大顺本来就是土地私有制、自由买卖、基本政府无干涉的放任主义政策——当然是被动的，不是不想管，是管不了，但凡有点强势政府的能力，也不至于国库收入和没有印度北美也不收税的英国差不多。
在国内确实引发了诸如土地兼、工商业不振、财富迅速集中之类的情况。
但在南洋，从商业利润的角度，却因为大顺自身的发达手工业，效果出奇的好。
虽然刘钰嘴上整天胡扯自由放任主义引申出的自由贸易体系，听起来和扯淡差不多。
但其实，某种程度上，大顺现在的这种对欧洲贸易状态，恰恰是自由贸易理论的祖师爷斯密·亚当等一批英国最早的经济学家所设想的最完美的中国贸易模式。
以后世整被打上“欧洲18世纪全面领先”这个思想钢印、打上“英国叩开中国国门就是为了自由贸易”这个思想钢印，来理解的18世纪对外贸易情况，是很难理解这个时代的。
甚至完全不能理解18世纪，中国商品将欧洲逼成什么样了。
更不可能知道法国东印度公司，历史上没有刘钰给他们指点人参貂皮贸易这个点子，他们要绕路去南美走私以获取对华贸易的白银。
以至于有一条专门的法国——秘鲁——中国——好望角——法国的对华贸易白银走私航线。
大卫·休谟这样的哲学经济学大佬，在这个时代，这么评价过中国的手工业：
【前往中国的遥远路程，是一种天然的阻碍……】
【假使中国只近在我们身边，如法国或者西班牙，那么我们所使用的一切都会是中国的。】
为什么大卫·休谟会拿中国说事呢，因为在亚当·斯密之前，也就大约是这几年，英国爆发了一场关于“自由贸易”还是“重商主义”的大讨论。
这个讨论的中心，就是围绕着中英贸易的。
大顺西洋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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