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在外交事务上是有能力的。
如今大顺要在各处开埠，最关键紧要之处就是大阪，需得有一个有能力的人担任。而且大顺和朝鲜这边，都是儒家文化圈的，阿部正福和他们接触，也更容易一些。
再者，阿部正福的藩政改革，让德川吉宗有一种“英雄相惜”的感觉。
都是锐意改革，都是颇有成效，然后又都是“天命不可违”，一场享保大饥荒把所有的改革都打回了原型。
德川吉宗一直觉得自己的改革不成功，不是因为自己的改革是拍脑袋做决定导致的。
而是觉得颇有点像是项羽失败的悲情，天命不予、人力难违。故而对同样颇有成效却因“天命”而改革失败的阿部正福很有一种特殊的亲近。
关键是阿部正福的改革，让德川吉宗看到了另一种可能的路线。
现在这种千年未有的变局之下，日本的将来到底该怎么走，正需要借助各藩都有藩政的条件，一一尝试试错。
和别人的改革思路不同，阿部正福认为之所以出现百姓贫困的情况，源于日本的人口太多了、土地太分散了、小农的土地越来越少也就导致越来越容易破产被商人压榨。
所以他的思路是……严格的长子继承制，包括农民，保证土地不分散，农民的次子也没有继承权，名义上是兄弟、实际上像是家生农奴；严格限制藩下百姓的结婚年龄，要求晚婚，不准不到岁数就结婚生孩子，尽可能减少人口，确保家庭的财富积累有余力度过荒年。
双管齐下，保证土地不会分成小块、也尽量希望恢复到自耕农人均三十亩地的恰好劳动极限。
总归改革了一阵，藩内的情况确实好转了不少。
人口虽然减少了，但是纳的贡赋没少，而且因为百姓的人均土地多了，有了余钱消费，商业活动也发展起来了。
只不过他的封地在广岛东边，靠海，那是享保大饥荒最严重的的地区之一，一切改革成果随着一场饥荒灰飞烟灭，爆发了严重的一揆。
虽然他的思路是有问题的，但在工业革命没爆发、日本无处可以移民的情况下，也算是有些独到的见解。
在开埠这件事上，阿部正福知道事情已经无可挽回，也感觉未必都是坏事，但是否真的如他所想的那般发展，还是应该谨慎一些。
至少，大顺这边开埠已经会带来极大影响了，这种影响已经足够大，应该先看看再说。
此时他还不知道德川吉宗想要挑唆中荷关系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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