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享知这个人，一旦起了疑，就非要把根子刨出来不可。
回到家里，他没有提城北老厂半个字，只说自己这几天公务忙。可晚上躺在炕（按他的性子，早在省城就换了床）时却怎么都睡不着，眼睛睁着，望着天花板，脑子里的线头一根一根地捋。
老马。旧厂。那道伤疤。那一栏空白的备注。
他想起前世许多年后，自己早脱离了老厂那片地方，才偶尔听人提起——说是当年城北老厂改制前后的账，有那么一笔不明不白的钱，数目不大不小，正好卡在一处不上不下的地方。说这话的人早就忘了，李享知当时也只当是茶余饭后的轶闻，听过就算了。可如今把这些零碎凑到一起，再叠上陆万山上月就开始的动作，那根线头，忽然就串了起来。
改制的前奏，往往不是从厂房开始的，而是从账。
他翻身坐起，披衣下地，坐到写字台前，拉亮台灯，从抽屉里翻出一个小本子——那是他这几年随手记生意经的本子，末两页从没写过字。他提起笔，在空白页顶上工工整整地写下三个字：城北厂。
然后在他自己都能听见的心跳声里，把前世所有关于老马、关于这座厂、关于那个“意外“的记忆，一件一件，记了下来。
第二天，他没去公司，亲自跑了一趟城北老厂所在的城区派出所。
改革开放这些年，户籍、档案都在城里几进几出地折腾过，老马这种普通工人，档案早归了厂劳资科，派出所里只剩个底。李享知托了个早年认识的老关系——县里出来的一个在城区派出所当副所长的旧相识，姓赵——把老马当年的案子卷宗调出来看。
老赵沏了杯茶递过来，又摊开卷宗：“李哥，你这是多年没碰这茬了，怎么忽然想起查这么个旧案子？“
“有个厂子要改制，我接手前得把底摸清楚。“李享知随口应着，目光却已经落在那卷薄薄的卷宗上。
卷宗很薄，正应了“意外“二字的简单。里面几页纸：一页接警记录，讲的是晚上十一点多，有人报案说城北老厂车间有人坠楼；一页现场勘查，写了从三楼车间窗口到地面的距离、落点位置、尸检初步结论——高坠，头部着地，当时即无生命体征；最后是结案的批复，草草几笔，定性为意外，家属（老马无近亲）未提出异议，就此了结。
李享知把这卷薄薄的卷宗反反复复看了三遍，眉头越拧越紧。
“没有别的了？“他抬起头，“那一个月里，厂里有没有别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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