式名单上：一个是周明远，被写在脚注87里，他的身体自主感数据是公约第二十一条补充条款的事实基础，但他在法律上不是起草人。一个是张薇，被写在玛丽亚钢笔下的那行还没干透的字迹里，她的“镜像“不是公约正文的引用材料，但她在玛丽亚的伦理判断系统里放进了一个不可逆的疑问。
台灯的灯泡在这时闪了一下。不是坏了，是电压在寒露夜的外温下被电网调了一微调。闪的那一下，灯罩上的铜温短暂降了不到半度，玛丽亚的拇指感觉到了。冷的感觉从拇指指腹传到岛叶，和她在那一刻的某一层不易察觉的心绪用了同一条通路。她闭上眼睛，把手从灯罩上收回。把活页夹合上。把书房灯关了。窗外布鲁塞尔的夜空没有星星，不是因为云厚，是因为城市的地面光照亮了空气中的水汽，把星光散射成了整片均匀的浅灰色。浅灰是寒露的颜色。不是没有光，是光太散了，分不出哪一颗是哪一颗。
第二天上午九点。欧盟总部大楼，国际神经权利公约第二次缔约国大会。第三议程：非缔约国公民证词。
会议室不大，不是联合国大会堂那种环形大剧场，是理事会标准的矩形会议室，约能容纳一百多人。窗户在左侧墙的高处，只能看见天，看不见地。天色是灰的，和昨天一样。室内灯是暖调的日光模拟灯，色温约四千开尔文，刚好是秋分正午太阳的色温。但窗外没有太阳。灯模拟了已经不存在的光。
周明远被安排在第三议程的第二位证人席。证人席不是法庭证人席，是一个比代表席更靠近**台的长条桌，桌上有麦克风，麦克风的底座是固定在桌面上的，不能移动。他坐下试了一次麦克风的高度，发现麦克风弯管的角度不适合他的坐高。他用食指轻轻压了一下弯管的根部，把金属管掰弯了不到三度。不是暴力，是金属弯管的塑性变形阈值刚好在成年人单手食指压力的范围内。三度就够了。他试了一下，嘴到麦克风的距离从太远变成了刚好。刚好是他在树洞前测了三个季度的土壤水势后学会的一种距离感：不是最大也不是最小，是信号刚好能被对面收到的那个点。
玛丽亚坐在代表席的第二排。她没有穿正装，穿了一件深灰色的开衫，袖口的线缝有一处脱了半厘米的线。她自己缝过，缝得不整齐，线迹是歪的。她没有在周明远坐下的时候看他。她在看自己桌面上摊开的那本笔记本。笔记本上写的是她在昨晚张薇论文中圈出的十一个句子。
会议**是一个来自葡萄牙的代表，六十几岁，头发全白。他用英语介绍了周明远的身份：公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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