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走到周明远身边。不是社交距离，是比社交距离更近半步以内，近到她的声音可以被压低成只说给两个人听的音量。
“周先生，你在台上说你女儿的画记录了数据看不见的东西。但我们的法案依赖数据。你是在说我们的法案不够？“
周明远没有立刻回答。他把手里的咖啡纸杯放在窗台上，纸杯底和窗台石面接触时发出一声轻微的闷响。石是凉性的石灰岩，把纸杯底的水汽吸走了一小层，水在石面上扩散的速度是微米每秒级的毛细渗透。他看着窗外的灰天，想了两秒。
“你们的法案假设了人是有数据的。我女儿的画证明人可以不通过数据被看见。法案够不够不是由我说了算。是由那些不在数据里的人说了算。如果你想知道你们的法案够不够，你应该去问一个不在你数据库里的人。他可以告诉你他从哪一个时刻发现自己在法律上不存在。不是没有权利，是没有被录入。录入之前，权利是空气。能吸，但抓不住。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在空气里一直站着。站到有人把空气里的他画下来。画下来之后不是空气变成了固体，是画里有了一个人。人不等于数据，但画等于存在。“
北欧代表沉默了四秒。不是尴尬的四秒，是她在把他的话从英语在脑内译成瑞典语并进行法律逻辑换算的四秒。然后她从自己文件袋里抽出一张空白的便签纸，递给他。
“你能不能把你刚才那句话写在这张纸上。不是给我。是给我们的法案第三阶段伦理审查委员会。我不想转述。转述有损耗。我要原件。“
周明远接过纸。他从帆布袋里摸出那支偏心削的2B铅笔，用拇指确认了一次歪笔杆的方向和指关节弯弧刚好对准，然后把刚才那句话用尽可能方正的汉字写在了瑞典代表的便签纸上。不是签名，是复述。复述的内容和原话有一个字的差别：原话他说的是“空气里有了一个人“，写的时候改成了“空气里认了一个人“。有和认，偏旁只差一小横。有是状态，认是动作。动作比状态多一个主语：谁在认？每一个读到这句话的人。
北欧代表接过纸，把便签纸正面朝上放进她文件袋的透明内袋里。透过透明塑料能看到那些铅笔字在她装满打印文件的深灰色公函夹中被独自留在了可以不被翻动就能直接看见的位置。她没有再说话。他也没有。两个人各自拿了一杯新的咖啡，站在高窗下。窗外的灰天和窗内的人，中间隔着一层玻璃。玻璃的厚度是六毫米，导热系数约一瓦每米开尔文。温差被玻璃隔开了，但光穿过了。穿过来的光照在了那张透明内袋里的铅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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