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中旬，白露已过，秋意渐浓。长安街两侧的银杏叶从边缘往中心缓缓变黄，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从叶尖开始一点一点往下涂抹金色。
赵豫章召见韩世清的前一天晚上，下了一场透雨。雨后清晨的空气里有一股清冽的凉意，混合着湿泥土和落叶特有的微腥，从半开的窗户飘进办公室。韩世清把秦铭刚发来的第五次季度评估筹备提纲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在几个关键指标旁边做了标记。退回率连续多个季度保持低位，手术增速曲线趋于平缓，赋分制通道考生总量虽有增加但增幅可控——周启明在月度碰头会上写的那句“核心作用已从遏制转向管理”被他用铅笔轻轻圈了出来。他把文件夹合上，站起来走到窗前。他想起很多年前第一次把临界阈值的推导写进那篇发黄的论文附录时，那个在科学院数学所出租屋里连夜推公式的年轻人大概不会想到，有一天这个公式会变成一套运行多年的监管系统，而他现在正准备把这套系统从自己手里交出去。不是放弃——是放到一个比他更持久的位置上。
中枢办公厅发来的约见通知是在上午到的，机要秘书亲自送到办公室。约见时间是下午，地点在议长办公室。赵豫章很少单独召见部委负责人——他的工作节奏通常是通过中枢决议会和季度评估来推动，一对一召见意味着某些需要超出现有制度框架来讨论的事情。韩世清下午准时到了中枢办公楼，穿过了那道安检门，沿着那条灰蓝色地毯的长廊往里走。每一个脚步声都被地毯厚实的纤维吸得近乎无声。
赵豫章的办公室比中枢会议室小得多，窗户正对着长安街上那片浓密的梧桐树冠。窗台上没有花盆，只有一个极简的黄铜台灯座和一摞整整齐齐的文件。墙上没有挂任何装饰，只在办公桌后面的书架上摆着几排工作用书和一本翻旧了的《孟子》。赵豫章坐在办公桌后面，面前放着一杯已经凉透的白开水，水面上没有任何热气。他示意韩世清在对面的椅子上坐下。没有开场白，没有寒暄。
“韩部长，赋分制运行几年了。我想听听你的判断——它不是临时措施，还是它只能是临时措施？”
韩世清没有立刻回答。这个问题他在心里翻来覆去想了很久——在每一次季度评估结束时，在每一次部际协调会被工信部与其他部门挑战后，在每一个含完药继续批文件的深夜。他把手放在膝盖上，手指微微弯曲，像是在心里反复掂量措辞的分量。
“赵议长，赋分制在运行期间积累的数据，已经足够回答几个最关键的问题。第一，赋分制是否能遏制技术竞赛对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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