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六点四十分，张艳红从那张坚硬的木板床上挣扎着醒来。
窗外天光未亮，城中村逼仄的巷道里已传来早点摊摆摊的响动、摩托车的发动声，以及早起打工者们匆匆的脚步声。她在黑暗中摸索着按下那只廉价闹钟的按钮——这只闹钟是她刚到南城时在地摊上花八块钱买的，塑料外壳已经磨损，但指针走动的声音在寂静的清晨格外清晰。
十五分钟洗漱整理。她用冷水拍打脸颊，试图驱散睡眠不足带来的昏沉。镜子里的自己眼眶下有淡淡的青黑，皮肤因为长期营养不良和睡眠不足而显得暗淡。她仔细梳理那头及肩的黑发，用最便宜的黑色发圈扎成一个低马尾，确保没有碎发落下——这是公司对新员工仪容的基本要求。
从衣柜里取出那套深蓝色西装套裙，这是她最体面的衣服，也是唯一一套能在写字楼里不被一眼看出“不同”的行头。但连续穿着几天，即使每晚回来后都用湿毛巾小心擦拭，凑近时仍能闻到淡淡的气味——不是汗味，而是布料在潮湿空气中反复穿着的、一种难以描述的陈旧气息。她往腋下扑了点最便宜的爽身粉，希望能稍微掩盖。
六点五十五分，她锁上那扇薄薄的铁皮门，背着那个洗得发白的帆布包走进楼道。楼道里堆满邻居的杂物，灯光昏暗，墙皮剥落。她小心地避开地上的一摊水渍——那是楼上水管常年渗漏留下的痕迹。
七点整，她抵达城中村口的公交站。站牌下已挤满了等待的人群，大多穿着工厂制服，面色疲惫，沉默地站着，像一群被生活驱赶的羔羊。张艳红挤在人群中，尽量缩小自己的存在感。她要先坐四站公交车，到地铁换乘站。
早高峰的公交车是这座城市对底层打工者的第一道考验。车门一开，人群如潮水般涌上。张艳红被推搡着挤上车，后背紧贴着陌生人的前胸，几乎无法呼吸。车厢里弥漫着汗味、廉价早餐的油腻味，以及一种难以言说的、属于早起奔波的困顿气息。她一只手紧紧抓着帆布包的带子，另一只手勉强扶住栏杆，身体随着车辆的颠簸而摇晃。
车窗外的景象从杂乱无章的城中村，逐渐过渡到稍显整洁的居民区，再到开始出现玻璃幕墙写字楼的区域。这座城市像一幅渐次展开的画卷，而张艳红正从一个图层，艰难地移向另一个她永远无法真正进入的图层。
七点二十五分，她在“南城大道站”下车，汇入更加汹涌的人流——地铁站口。
这是南城最繁忙的地铁枢纽之一。自动扶梯上站满了人，每个人脸上都写着急切。张艳红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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